这些“大户”的经历类似——曾离开村庄，进城做生意或打工，到50岁左右，难以再找到工作谋生，由于家里负担重，只能回到种地的老本行。曾经进过城的眼界和积累，让他们能看到更多土地的价值，可以响应“规模化种植”的国家政策。但他们缺乏管理规模化农场的经验，也缺乏系统支持，当极端天气来临时，他们反而成为旱情中损失“最惨重的人”。

　　唐士德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他今年74岁，身高一米五多点，头发近乎全白，整个人都被晒成了酱油色，皮肤也像萝卜干一样皱起来，和大多数长期顶着烈日干活的敦实农民没什么两样。6月19日我在河南周口见到他时，他刚从地里回来，藏青色短袖浸满了汗渍和牛粪的味道。打他一坐下，七八只苍蝇就围了过去，不厌其烦地骚扰他。

　　周口位于豫东平原，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沙河、颍河、贾鲁河经年冲刷，留下适宜粮食生长的粘质潮土。这里是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市，全市面积的2/3都种上了小麦，还盛产玉米、花生、棉花，每年粮食总产量均稳定在90亿公斤以上，被称为“中原粮仓”。

　　种植大户唐士德就住在周口沈丘县东南部老城镇的一个村庄，从县城开车半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村庄北边是当地农民的“母亲河”泉河，以往夏季水流丰沛，如今水位却创了新低。有的河段，水面缩成薄薄小小的一片，浮动着暗绿滑腻的藻，停靠的船只也搁了浅。太阳太毒，村庄道路两旁的树都蔫蔫的，到了傍晚人们才陆陆续续从屋子里出来。

　　往年的5月底6月初，正是小麦收割、玉米新播的时刻，到6月中旬，周口的玉米苗应该都快齐膝盖了。但今年唐士德所在的村庄地里却空荡荡的，一眼望去全是割得只剩根茬的麦垛子，被太阳晒得枯黄一片。这是唐士德近五十年来经历的最漫长的旱季，他说，前段时间土地长满龟裂纹，“朝天开了一个个大口子，板结得厉害”，走在上面，鞋底子能硬梆梆敲出响声。

　　6月12日，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讯抗旱处处长杨文涛在央视回应河南旱情时说道：“5月份以来，我们省的降雨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少70%以上，半数以上的气象监测站点目前达到了中旱以上的等级，重度干旱、特旱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到6月12日，全省因旱不能播种面积达到了323万亩。”

　　“芒种忙种”，唐士德念叨着，玉米种子最好的播种时间已经错过了。他估计每晚一天，一亩地就会减少近20斤的收成，“我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睁眼到天亮。”隔壁村庄还可以靠抗旱井浇地，村民们为了用井排长队到深夜，但唐士德所在的村庄抗旱井数量极少，“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多位村民告诉本刊，村里抗旱井数量太少，统共七八百亩地，能用上的不过三四口井。

　　“近一半都是坏的，有的好像根本没通电，有的抽不出水，有的锁上了不让用，不了解什么原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村民曾向村干部报修，但村干部告诉本刊，自己也不清楚抗旱井应该归属哪个部门管理，“应该是水利局吧。”（实际为农业农村局）

　　当地大部分村民选择推迟播种玉米。一位承包了200余亩地的种植户解释，一旦种下，就得想办法浇地，不然玉米苗容易旱死，“我这里离井太远，要浇地的话就得抽河水浇，那得用发电机，耗油很贵，浇一亩地下来要油费二三十块钱，而且我的地太多了，还得雇人来干活，一人一天至少100块钱。不划算。”除去租地、化肥、种子和雇人的费用，种一年地每亩地利润不过五六百元。算算账，他决定等下了雨再播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得不错过农时，今年玉米收成可能少三成。

　　唐士德有500亩地，去年遇上河南暴雨，小麦涝在地里，他已经损失了二十多万，本以为今年光照充足，小麦收成不错，没想到又遇上初夏旱，“半个月瘦了十来斤，头发全白了。”他的土地旁边有4口抗旱井，其中2口已经坏了半年以上，他向村里上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一直没人来修。为了浇地，唐士德和妻子每天凌晨4点起床，骑一辆红色旧三轮车下地，载着数百米的水管和一个小型喷灌机，接上附近的抗旱井。他的小型喷灌机半径仅2米左右，每浇一亩地要消耗两小时，还得时刻注意土地的状态，不断调整机器位置，避免浇水不当土壤结块。

　　下地时，唐士德会随身带着2瓶容量一升的大水罐子，再揣几个红薯或烧饼，午饭就在田边凑合吃。有时候晒得太久，中了暑不舒服，他整日都不怎么进食，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休息。连轴忙了二十多天，把500亩地全都浇了一遍，唐士德才敢把玉米种下去，但“浇过的地三天就干透了”，土壤摸起来依然没有水分，捏一下，结块的土就碎成干沙从指缝溜走。玉米苗迟迟长不出来。

　　最后拯救唐士德的，是6月16日早上的那场雨。“天咔一下黑了，电闪雷鸣，我都没反应过来，雨就下了。雷声大、雨点小，土只湿了两指宽！”唐士德激动地比划着，似乎还在回味那场来去匆匆的雨。这是河南周口沈丘县两个月来第一次有效降雨，强对流的雷暴大风天气，而后短暂降水，维持的时间半小时左右，据周口气象局公告，是自然降雨加上人工增雨的结果。当我见到他时，正是雨后两三天，玉米苗终于冒出青绿的芽，一排排软趴趴地耷在地上，让他松了口气。

　　作为粮食生产重地，河南周口地区不同县城、村落的抗旱水利设施差异极大。在百里之外的周口鹿邑县，抗旱井的分布相对均匀，农民们面对大旱的心态明显积极不少。

　　“我们也要排队，但一般两到三户人家就能共用一口井，没那么紧张。该到我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半夜轮到，就得从家里爬起来。”在鹿邑县辛集镇，六十五岁的农民王金花靠在田边的树荫乘凉，一边和邻居聊天，一边守着自家的四五亩地浇完水。王金花种的是花生，已经长出了一簇簇成团的叶子，“辛苦归辛苦，但俺心里不焦着，目前就是苗小一些，长势不够好。”

　　本刊在鹿邑县辛集镇多个农村走访发现，每隔百米左右即可看见一口抗旱井，建成一米高的白色“智能小房子”，农民可向自来水公司购买水卡，刷卡即可用水，每口井上都有块屏幕，可以显示余额，“浇一亩地用水才四五块钱”。这些抗旱井是2021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一环——201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10亿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目标。所谓高标准农田，是指“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田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

　　鹿邑县辛集镇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由于井口密集、用水方便、价格实惠公道，当地大部分农民都按照往年节奏正常播种，旱情期间也能多次浇地，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王金花看见抖音上说，有的村子农民为了抢井甚至打起来，感到不可置信。半个月来，她独自用一根简陋的、扎满小孔的白色水管，就给自己的四五亩地里浇了三遍水。

　　多位辛集镇村民告诉本刊，这里的抗旱井也曾和沈丘县农村一样。2020年6月鹿邑县遭遇旱情，根据大河报报道，部分地区井下掘七八米仍打不出水，谁家能使用上一眼能抽出水的机井抗旱，“比过年都高兴”。2021年，央视记者实地走访鹿邑县任集乡等地，发现花费上千万建设的白底红顶的灌溉设施，近50多处都没有通电，这样的半拉子工程，成为了这一带田间地头里中看不中用的水利摆设。鹿邑县辛集镇村民向本刊回忆，经央视报道后，村里安排施工队修缮，现在大部分抗旱井都可以正常使用，才让农民在今年的大旱面前从容了一些。

　　不是所有地区都像鹿邑县辛集镇这样幸运，抗旱井问题多年困扰着河南这个农业大省。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云上临颍问政平台的留言，及商丘新闻网、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央广电的报道，抗旱井“数量少、不抗旱”涉及周口市、南阳市、商丘市、新乡市、漯河市等地。本刊查询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发现，仅最近一年，就有来自河南开封、长垣、驻马店等10个市的农民针对农村灌溉井的问题进行了留言，多集中在今年旱情发生以后的6月7日至6月14日。

　　抗旱井数量不够、分布不均是留言中频繁提到的。周口市沈丘县的一条留言写道，近年建设高标准农田，给农民打了不少灌溉井，“但是我们村四百多亩地，只打了3口井，能出水的只有两口”。长垣市后大郭村一位农民反映，村组100多亩地，7年来一直都是一口井，农忙时浇下来需要将近一个月。另一位商丘市睢阳区的农民也表示,机井位置不合理，有些地块距离机井四五百米远，增加了需要铺设的线路成本，水流速度被降低。

　　暴露最多的问题，是抗旱水利设施缺少常规排查、维修不及时，反复多年成为农民的心病。去年4月的一条留言提到，商丘市民权县褚庙乡陈庄村的农田灌溉水井已经有三分之二不可以使用，导致全村近一半农田粮食减产近三分之一。许昌市鄢陵县一农民反映灌溉井供电不足，且老旧机井无公用电线，农民灌溉大多私扯电线，配电房外悬挂大量个人电表。在驻马店市汝南县，一处灌溉机井的电缆断裂，铡刀丢失，致三年没办法使用。另一位鹿邑县刘花园行政村的农民留言反映灌溉井损坏问题，“受益于国家井井通政策，2021年国家拨款给村委会安排施工队修缮，但项目结束了，水井依旧都是坏的，没有修好呀。到现在成了摆设，国家2021年给的补贴都花去哪了呀？”

　　有村民就类似问题咨询了沈丘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对方解释，各村落归属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批次不同，有的村庄抗旱井项目建设批次较早，所以建设标准不高，数量较少，年久失修，“现在有三家保险公司挨这块正在修，但因为目前都在抗旱，维修队的人也比较忙。”

　　鄢陵县委办公室在领导留言板给农民的回复类似：“经查，我县原有的老旧机井因数量大、分布广、建设年度久远、标准不一等原因，没有配套铺设公用电线。下一步积极争取涉农项目资金，最大限度对农田老旧机井做综合提升改造。”民权县政府督察局则在留言板回应，有些机井已没有维修价值，已为村民所在地区申报新机井，待项目计划得以实施，群众可正常农田灌溉。

　　但农时和天气不等人。当大旱来临，残败的机井还陷在某个维修或者重建的程序中时，农户得自己面对浇地的问题。和纯粹的小农相比，种植培养面积更广的农户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沈丘县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王峰告诉本刊，近年来为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河南地区鼓励规模化种植，沈丘县也不例外。王峰负责为村民对接有意愿的承包人，他介绍，村中90%的土地分包给了三四个种植大户，其余的零散田地，一般是留守老人和女人在耕种。同村一对八十多岁的夫妇只有两亩地，虽然因为天干错过农时，播种得迟，但心宽不少：“儿子女儿都在外头工作，不靠这个吃饭，我们就是找点事做，自己家的地，挣多挣少无所谓。”

　　对于种植“大户”，浇地的问题当然要复杂得多。但中国农科院的农田灌溉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浩告诉本刊，实际上现在有许多高效灌溉方式，帮助大规模农田从容应对天气：“灌溉系统分为首部、田间两个部分。灌溉系统首部一般来说包括提水设备（水泵）、过滤设备和施肥设备，大规模灌溉对压力和流量要求更高，一套需要数万元。田间部分可以铺设国产滴灌带或微喷带，亩均价格能控制在100元左右，或者采用半固定式喷灌机、卷盘式喷灌机，亩均价格在200-500元。”他指出，河南一部分大型农场已经实现灌溉自动化、智能化，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种植户，愿意出资改造的还比较少。一种原因是有的地区抗旱井出水量不够，无法与大规模灌溉系统相衔接，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包地上百亩规模的大户来说，任何额外的投入成本都是他们难以承受的风险。

　　相比那些只有几亩自耕地的小农户，种植大户的土地是以每亩800-1000元的价格从其他村民那里承包的，以唐士德为例，500亩地光是一年的租金就要四十多万。

　　出于粮食安全战略，河南大部分耕地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而粮食作物近十年来价格都没有明显增长。唐士德回忆，2015年的小麦价格约为八毛一斤，现在则是一块一、一块二。“一亩地种子30，化肥150，还要雇机器干活——播种每亩30，犁地每亩70，还有打药、收割的费用，零零总300了，外加承包费800块，成本统共每亩1100元左右。风调雨顺的线元左右，要遇到点旱涝，一年就白干了。”

　　因为利润太稀薄，承包权不稳定，这些掌握着主要耕地的大种植户，不敢投入更多资金改造生产模式，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反而不如“小农”。

　　唐士德舍不得买收割机，每年到了农忙季节，就雇收割手来干活，“我的地太多了，每次都是等别人割完了才割我的，所以去年遇到涝灾损失惨重，小麦濡湿发了芽，收成少了一半，损失二十多万”；因为租不起仓库，他就把刚收割的十万斤小麦堆在家门口的地面上晾晒，幸好前两天雨下不大，否则可能发霉生虫；农场管理粗放，经常有人或牲畜偷食田里的玉米；买不起半径十米的大型喷灌机，他就买了两个半径2米的小型喷灌机。

　　今年遇上大旱，他购买的廉价喷灌机质量太差，“喷一会就得歇一会，还坏了一个”，他只好用扎了小孔的水管铺在地里浇灌。他指给我看客厅里那辆红色的旧三轮车，上面盘着一圈白色水管，放了两根锄头和几袋化肥，后方立着两个小喷灌机，“我的农具大多数都在这儿了。”

　　本刊走访了村里三家“大户”，均处于类似的困境中——一家人照看上百亩土地，应对日常耕作已精疲力竭，不敢更新机械，也舍不得投资简单的排水和灌溉系统。

　　包了两百亩地的陈祥今年52岁，剃一个平头，瘦而黑，嘴里叼着一根烟，蹲在田埂边看播种机作业。他曾在上海开卡车，又到郑州做建筑工，当过保安，进过伞厂和运动鞋厂。三四年前，他到了年龄，“进厂不让进了”。陈祥家庭条件不好，四十多岁才结婚，孩子还在上小学，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这几年家里离不了人”。他和一个开种子公司的朋友一合计，决定一起承包土地，朋友主要出钱，他主要出力。

　　而包了五十多亩地的杨刚，原本在上海开卡车，这曾是一代沈丘人的出路，他干了十五年，有过一家小公司，“我、我儿子、还雇了一个人当司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海卡车行业遭受重创，接不到单子，利润逐年摊薄，杨刚不得已退回沈丘种地，“地里活都是我一个人干，365天，没有一天休息的”。

　　包地最多的唐士德，曾经是十里八乡的风光人物。他出生于195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是附近窑厂负责烧砖的工人，2000年前后自己建了一个窑厂当小老板，带动了不少乡亲就业，“过了一段好日子”。2008年当地整治环境，关闭了大部分污染严重的窑厂，那年他58岁，家里有六个孩子，一半还在上学。唐士德因此回家种地，“别的我也不会”。现在，孩子们有的生了二胎，有的卧病在床，“我既要养儿子，又要养孙子。”

　　这些“大户”的经历类似——曾离开村庄，进城做生意或打工，到50岁左右，难以再找到工作谋生，由于家里负担重，只能回到种地的老本行。曾经进过城的眼界和积累，让他们能看到更多土地的价值，可以响应国家规模化种植的政策，但缺乏管理规模化农场的经验，也缺乏系统支持。当田边的抗旱井有限、需要浇灌的土地面积又极大时，被问到是否考虑购买大型喷灌机、铺设灌溉带，大户们仍纷纷摇头摆手，“没必要”。

　　对于他们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每年天气的莫测，甚至都不是眼下的干旱，而是租地成本的节节攀升。多位种植户提到，近两年来承包土地的“竞争对手”慢慢的变多——“经济不行，城里头赚不到钱，大家就回来抢着包地，把价格都抬高了”。五年前，每亩地的承包费才四百块，近年暴涨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二。

　　应对现实的唯一武器，似乎就是顺天应命的乐观——这是“大户”们从农村到城市闯荡这些年的另一种积累。我问唐士德，既然利润越来越薄，是否还要继续承包这么多土地？他正色道：“你记着，在世上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阻力有困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咱要本着一个不害怕的精神。我今年74了，已确定进入社会快五十年，什么事没遇到过，‘小车不倒只管推，死了以后就算结束’。”